梁建章、黄文政
前不久，经济学家李铁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人口过多，导致发展面临的短板难以补齐。”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其貌似专业的观点极具误导性，我们很担心类似观点有可能继续拖累整个人口政策改革的进程。
李铁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他提出的要加快城镇化的建议和在相关领域的贡献非常值得认可。但是他在人口经济方面的论述却似是而非，近几年多次发表“中国人口过剩”的观点。比如他说中国还有“八亿农民，人均耕地一亩多，所以还有很多过剩人口”，其实最近几年去过农村的人都知道，农村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早已在城市打工，从事农业的大多是老人。
李铁说因为这些（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还没解决，所以导致中国就会有长期过剩的人口。言下之意，如果人口少了，这些人的就业就解决了。实际上，这种把就业和人口关联起来的思维，是非专业人士经常犯的错误。人口既是劳动力，但同时也是消费者，会创造需求和就业机会，这是经济学的常识。照李铁的逻辑，地广人稀的俄罗斯还会有失业问题吗？至于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的韩国，就要普遍失业了吗？如果研究一下人口和失业的经济理论，再研读一下各国的数据，不难得出人口和就业率高低基本无关的结论。
“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面临着过剩，因为它会出现技术替代”，这个观点是非专业人士非常容易因想当然而犯错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对此的观点是，技术进步会取代一部分工作，但是又会创造很多工作。一百年前，大部分人还在从事农业，后来大部分人从事制造业，现在大部分人从事服务业。未来有更多的人从事创新、文化、娱乐、医疗和护理的行业。技术越进步，人口对资源的消耗就越小，人口多的负效应也就减小。技术越进步，人口多所带来的创新和需求的规模效应就更加明显，人口的正面效应就越大。所以人口在当代会成为财富而不是负担。随着技术进步推高了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在逻辑上，各方更应该珍惜人口规模带来的正面效应，担心人口萎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李铁还说，“老龄化这个问题不是不能得到解决的问题，何况我们现在离日本还有20年的差距，而且这20年差距仅仅是说我们现在看老龄化率上是20年差距”。李铁对于人口问题的紧迫性判断完全错误，中国现在老龄化程度跟日本差20年，但是任何人口政策改革的效果往往会有20年的延迟性，因为多生一个小孩，或者少生一个小孩，要小孩长大工作了才会对经济有影响，所以经济的影响有二十年的延迟。我们已经无法改变今后20年有多少年轻工作人口，二十年后我们已经必然面临和日本现在一样严峻的人口形势，我们所能做和必须做的，是防止这种趋势恶化下去。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我们现在的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很多，日本的生育率1.4，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未来的问题比日本还要严重得多。面临如此悲观的形势，李铁怎能轻描淡写地认为还有几十年时间来解决问题。其实，现在还有任何理由不完全放开生育吗？中国生育率几乎是全球最低，我们还是极少数限制生育的国家，就像一个瘦骨嶙峋的病人还在吃减肥药，居然还有些人对此丝毫没有紧迫感。
李铁又说，“（中国和日本老龄化问题）而且这20年差距仅仅是说我们现在看老龄化率上是20年差距，要把人口基数纳入进来的话，可能不是20年，可能是30年到50年的差距”。言下之意，中国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低生育率就不是问题。但是主流经济学观点是，老龄化指标是指每个年轻人口所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跟人口基数没有关系。人口基数大，年轻人固然多，但老人的数量也多了。只要人口抚养比上升，中国就不得不大幅度延长退休年龄，或者大幅度加重税负，来弥补养老社保基金的巨大亏空。
总之，李铁中国人口长期过剩的论据是错误的，论证过程很具误导性，结论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认为，除了以上错误以外，李铁还忽略了人口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口多带来的创新和国力的规模效应，也就是说人口越多，市场越大，人才越多，就能产生更多的科技创新，从而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强的国力。尤其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得益于美国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人才规模，中国和美国两国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产业几乎碾压世界其他国家（详见后文）。中国的发展短板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相反，人口众多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的有利因素，更是中国的核心优势，我们应该尽量维持而不是消减这种优势。
目前的现实是，中国过去三年出生的人口正在以每年3%的惊人速度递减，未来随着现在这批年轻人面临更高的房价、工作和子女教育的三重压力，生育率还会继续下降。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将面临无比严峻的低生育率危机。在这种形势面前，“中国人口长期过剩”的论点可谓是“谬以千里”。
附录：
以下，我们再详细论述一下几个和李铁完全相反的观点：
一、人口增加并不会加重就业困难
二、技术升级不会导致人口过剩
三、现代科技让人口规模更加重要
四、减少人口数量无助于提高人均收入
一、人口增加并不会加重就业困难
从李铁的表述来看，他似乎认为劳动力过剩是因为人口过多。但实际上，劳动力是否过剩是相对工作机会而言的。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多会导致需求大，于是工作机会也变多。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人数超过欧洲和美国的总和，但中国人口总量也更大，衣食住行的需求也更多，因此工作职位也多于欧洲和美国的总和。
整体而言，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这是因为人口越多，求职者与工作机会越容易匹配。比如，在人少的地方，一个有表演才华的人，因为观众太少也许只能把表演当成爱好，但到人多的地方就可能成为一个专业演员。再者，人口多的社会复杂性更高，容易孕育新的工作机会。如果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1/5，教师、售货员、出租车司机这些职位可能也只有现在的1/5，但航天、高铁这类唯有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职位可能就不存在了。过去30多年，中国人口从内陆到沿海，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都是从人少往人多的地方迁徙。这也印证了，人口越多，就业反而可能越充分。
这种关系可从数据中得到印证。下左图显示，在全球180个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里，人口密度越大的国家失业率明显更低。其中，地广人稀的阿根廷和俄罗斯，失业率分别为10.6%和4.3%，远高于地少人稠的日本（2.3%）和德国（3.1%）。而下右图显示，在中国27个省区里，人口密度与城镇失业率关系微弱。如果不考虑因为人口密度太低而情况相对特殊的几个民族自治区，人口密度与城镇失业率呈明显负相关。
图1：人口密度与失业率的关系
数据来源：世界各国失业率来自维基list of countries by unemployment rates，人口密度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中国各省区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中，各直辖市归入最近的省份一并计算，以避免直辖市拉低图中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失业率。
那么我国人口变化对劳动力供给有何影响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起已经连续八年下降，平均每年减少340万人。由于现在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都是出生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而且不断走低的年代，除非中国大力鼓励生育并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否则劳动年龄人口的衰减趋势会长期延续下去，甚至可能不断加速。
从李铁的言论来看，他可能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有助于缓解所谓的劳动力过剩。但人口众多并不意味劳动力过剩，人口减少也不意味着劳动力短缺，我们从来不认为劳动力短缺是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的理由。
在长期低生育率下，由于年轻人口减少造成劳动力萎缩先于消费市场萎缩，人口锐减在初期可能会带来劳动力短缺，尤其是在那些需要新技术和技能的行业。但长期更可能造成劳动力过剩。因为低生育率除了弱化人口的规模效应外，还会减少孩子在未来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比成人，孩子更具可塑性，更容易适应未来的生活方式，既蕴含旺盛的未来消费需求，又能学习和掌握未来所需的技能。孩子从出生到成年，要经历生长、学习、婚恋、养育等过程，其中包含的一切消费需求，都能成为工作机会的源头。孩子的比例越高，社会对未来技术变化的适应性越好，不仅知识更新更迅速，而且创新创业也更活跃，让工作技能和工作机会更容易匹配，进而促进充分就业。
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萎缩，恰恰降低了那些更适应未来经济循环的人口的比例，与此同时，客观上又加大了未来就业技能不足人口的比例，从而恶化就业形势。特别是那些教育背景和家庭环境更好的家庭，目前往往生育更少，导致情况更为雪上加霜。
举例来看，东北的生育率在中国几大区域中长期垫底，人口已经开始处于加速萎缩状态。根据《中国就业景气报告》，从有数据的2016年开始，东北的就业景气指数在每个季度都在中国几大区域中垫底。在最新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所列的55个城市里，沈阳、长春和大连的就业景气指数分别为倒数第2、第7和第10。当然，就业市场的不景气，应当与近年来东北经济不景气有关，但同时也印证了，人口萎缩恶化并不会缓解的就业形势。
二、技术升级不会导致人口过剩
李铁在文中提到：“我们将进入技术升级和制造业升级的时代，未来工业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已经是大趋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完全不支持李铁所说的中国人口太多的结论。
技术升级带来的效率提升，让人们可以投入较少的工作时间来赢得更多的闲暇。更多的闲暇会创造更多的需求。更多的需求需要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来满足，并催生新的行业和就业。比如，汽车的出现，固然导致马车夫失业，但却创造了诸如客车和卡车驾驶、汽车研发、制造、修理等职位，汽车行业的从业者要远多于以前马车行业。正是由于技术进步能够产生更加多元的需求和供给，因此技术水平程度越高的社会，整体上就业可能越充分。一个数学天才在现代社会可能成为一个数学系的教授，但在农业社会却可能是村里的游手好闲之徒。
虽然技术升级对就业市场的长期和整体影响是正面的，但也可能产生短期和局部的冲击。特别是在现代经济中，各个行业高度专业化，一旦某个行业的工作被新技术取代，该行业从业者长期积累的技能将失去用武之地，这些人会面临如何转型从事新行业的就业困境。如果人口相对年轻，这种新技能的转型会比较顺利。反之如果人口老化，这种转型会变得很痛苦，就会使得产生比较高的由于技能和需求不匹配而造成的失业，也会使得老龄化国家在这些新行业中的国际竞争失去竞争力。
有人会说，如果有一天所有工作都可由人工智能胜任会怎么样？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就意味着人类无需劳动就可获得物品与服务来满足自身的需求，社会的主要问题将变成如何把商品和服务分配给个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技术的变化最终促使人类回归其更基本的意义，即生存、繁衍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们还会限制多胎吗？
三、现代科技让人口规模更加重要
李铁说：“时至今日，中国已经从低要素支撑的‘世界工厂’时代翻篇了。我们将进入技术升级和制造业升级的时代，未来工业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已经是大趋势。即使在加大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发现，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是普遍现象，而不是倒退到几十年前，靠人海战术进行各种大生产。”
李铁的言下之意是认为人口规模不再重要。其实在技术升级时代，虽然工业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减少，但人口规模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庞大的人口规模对于经济的意义不只是劳动力，优势也不只是低技能劳动力，更是市场需求的细分和多样化。经济和科技发展最根本性的动力来自于需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众多的人口能促成细分、多样化、竞争激烈的更大市场。
近年来，美国极力阻碍华为设备进入西方通讯市场。对此，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澳大利亚市场还不如广州移动大，新西兰市场还不如我的老家益阳大。华为连广州移动都没有提供产品，少几个国家也无所谓。”徐直军的直言，充分体现了巨量人口规模给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带来的底气。得益于众多人口，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在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明显高于东南亚等国家，但巨大的市场规模及产业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会让很多高附加值的产业仍然选择留在中国。
李铁似乎认为技术和资本比劳动力更重要，但他恐怕忘了技术和资本有赖于人口规模的重要支撑。目前人工智能、互联网和5G技术发展最好的国家，恰恰是美国和中国。这是因为，美国是人口最多的发达国家，美国过去就仰仗在发达国家中最多的人口及全球最大的市场规模，成为高科技、互联网、电影和金融服务的世界中心，突出表现在谷歌、亚马逊、脸书等公司几乎垄断了全球互联网市场。而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有如此大量的数据、大规模的计算和应用场景。所以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公司都集中在美国和中国。而老牌的科技强国如西欧国家和日本在这一轮的科技竞争中却落后了。
在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时代，少数杰出人才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李铁也提到：“当前我国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人口质量和改善人口结构。”但质量与数量是相辅相成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同等质量下，人力资源的总量与数量成正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甚至可能呈现加速正比关系，也就是说数量多一倍，总体力量多一倍还不止。
由于杰出人才取得成功所需的个人能力通常是在人群中随机分布，人口规模越庞大，具有杰出特质的人就越多，只要选拔人才的机制公平，让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合理，最后脱颖而出的人也会越优秀。在其他条件一样的前提下，从13亿人中选出的最优秀的1万人，肯定比从3亿人中选出的1万人要更优秀。未来几乎所有中等发达国家都有能力普及高等教育，所以在这个要素基本相当的情况下，各国到底会出现多少天才，根本上将取决于其年轻人口的规模。年轻人越多的国家，将越多出现为社会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天才科学家。
人口规模效应是通过人力、物品、资本的需求和匹配来实现的，所以在一个体系内，交流和交往越密切，人口规模效应越大。到信息时代，通讯和交通的便利，使得交流和交往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关系，也就是说人口多一倍，交流和交往会多不止一倍，这更加凸显规模优势对竞争力的强化作用。而且高科技行业里，产业链条越来越长，人口规模带来的市场和人才等综合优势更为重要。
对一个国家来说，其内部的语言、法规、市场壁垒越小，通讯和交通越发达，信息和人员流动性越大，规模效应越能体现。主权国家是现代世界框架下的主体单位。主权国家内部交流和交往的流畅性一般要远好于国家之间，至少决策的权力和责任能够维持一致。所以在西方体系内，美国凭借其内部语言文化一致和政治统一的优势，尽管人口总量不及欧盟，但科技尤其是新兴科技却远胜于欧盟，使得美国人均GDP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处于最高之列。
中国的核心优势，在于拥有语言相通、文化一致、聪明勤劳、追求世俗成功的十多亿人口。数倍于美国并超过整个西方体系的人口规模，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底气。美国在1960年代就曾讨论高铁计划，但现在依然是空中楼阁，原因是人口密度不够，经济合理性不大。而中国高铁建设之所以能够高歌猛进，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同样，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在被美国制裁后，依然可以顽强发展，就是因为中国有更大的市场，以及科技人才和研发投入的规模优势。
相比之下，俄罗斯面积是中国的1.7倍，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大学学历人口比例全球最高。但俄罗斯仅有1.43亿人口，除非整合到更大经济体，与中国、美国和欧盟完全不是一个体量。也因为如此，俄罗斯除了能源和军事工业外，几乎在任何行业都没有竞争力。即便其军事工业，主要也是依靠之前人口规模更大的前苏联时期留下的底子。
虽然目前中国人口总量是美国的四倍多，但实际人口优势却没有这么大。首先，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与美国在语言、文化、安全上是一体的，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上更密不可分。这个体系的人口资源至少有4.5亿而不只是美国的3亿多。其次，美国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又显著放大了美国实际可利用的人口基数。目前，美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里有1/3左右是移民，如果再计入第二代移民，这个比例可能上升到1/2左右。
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在人口规模上的优势的很大一部分，却被美国与其他英语国家的一体化，以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广纳精英的能力所抵消。更关键的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远低于美国，按目前的趋势，如果无法大力提升生育率，两三代人以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就将跌至美国的水平，中国将彻底丧失对美国，更不用说对整个西方的人口优势。李铁作为能影响决策的官方智库重要学者，面对这样令人痛心的趋势毫不在意甚至乐观其成，实在令人遗憾。
四、减少人口数量无助于提高人均收入
李铁说：“我们现在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收入结构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主要是中低收入人口过多，严重影响了未来可能激发的消费和投资潜力的释放。这也是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短板。”
李铁似乎在说，因为人口太多，中国才有那么多贫困人口。但我们同样可以说，因为人口众多，中国才有这么多富裕人口。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是贫困人口的占比，或者整个国家的人均GDP。这方面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是，虽然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二，但因为人口太多，人均GDP却不是很高。其实，但更恰当的表述是，中国还只是一个中高收入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就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
也就是说，人口众多可以说是中国GDP总量巨大的原因，而不是中国人均GDP依然不是很高的原因。这种表述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有深刻的经济学含义。这是因为，归根结底，GDP衡量的是经济活动，即需求与供给的匹配。其中人均GDP反映技术水平，即需求与供给匹配的效率。而GDP总量反映的是匹配的价值总量。这意味着，一个社会技术和经济效率基本决定了其人均GDP水平。在同样的技术水平下，人口越多，GDP总量就越高。比如，在欧盟内部，除了发展水平较低的南欧和东欧外，其他国家的人均GDP都差不多。人口多一倍的国家，GDP总量差不多也多一倍。
其实，根据我们上节的分析，更准确来说，如果其他基础条件相似，人口更多的国家，人均GDP甚至应该更高，只是欧洲内部较高的流畅性，弱化了不同国家的人口规模效应。但在欧盟内部，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的地方也是人口密集的都会区，即使在国家人口密度不大的北欧，情况同样如此。
这种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性在一个国家内部能更清晰地呈现。比如，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5个省区（不含直辖市）分别是江苏、山东、广东、河南、浙江。除河南外，其他4省也是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几个省。当然，影响经济发展的除了人口这个基础因素外，还有历史轨迹、教育水平、文化和制度等因素。
那些相信人口太多拉低人均GDP的人，潜意识中把GDP视为存量。对于固定的存量来说，参与分配的人越多，自然平均到每人就越少。但GDP其实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我们所享用的物品和服务几乎都是在过去几年或几十年内创造的。宏观上的存量如果不通过积累转换成长期创造流量的能力，那么很快就会被消耗掉。
由于GDP是单位时间内生产和消费的价值，经济体的富裕程度，也就是人均GDP的高低，取决于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能够实现多少匹配。每达成一次匹配，生产和消费同额增加，社会财富增多。那么人口对这种匹配的作用如何呢？
首先，人口越多，居住越密集，现有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容易。即使在人均意义上，城市也比乡村富裕，大城市通常比小城市更富裕。因为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很稀奇的物品和服务都可能有商家和机构愿意提供。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需求和供给更多样化和个性化，因此大城市的优势将来会越发明显。
其次，人口越多，现有的需求和供给越可细分，专业化越高，劳动效率越高，匹配效率越高。比如，珠三角制造业各种专业的技术工种不计其数，相互关联，零配件的种类和型号更是数以千万计，这种专业化和综合化的优势是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难以复制的。
再次，人口越多，社会经济复杂程度越高，越容易产生新的需求和供给，孕育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达成新的匹配。比如，中国的航天、高铁和印度的电影，都是中小国家难以支撑的。
也许有人会说，发展经济需要自然资源，而自然资源是存量不是流量。但从使用价值来时，自然资源其实也是流量，因为资源的使用价值是随着人类科技发展不断变化的，100年前很少人能认识到石油和稀土的价值。更重要的是，现在自然资源占商品和服务价值的比例整体不到5%，而且会越来越低，远不到人口聚集带来的效率提升所创造的价值。经济活动是围绕人进行的，有人的地方才有需求和供给，而资源永远是为人服务的。
总体来说，广义的交易成本占GDP比例远高于自然资源的贡献，因此，只要发挥得当，人口众多的规模和聚集在节省广义交易成本上的优势，很大程度可以弥补甚至超越自然资源相对较低的不足。如果把财富看成存量，分享的人越多，人均当然越少。但从长期和宏观的视角来看，财富是流量，是经济体内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的匹配。参与经济循环的人越多，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容易，效率越高，循环越顺畅，人均创造和享用的财富也可能越多。
认识到人口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就知道人口萎缩对人均GDP提升的影响是负面而非正面的。这点能从东北的发展得到印证。东北资源丰富，人口在全国占比不断下降，近年更是进入绝对负增长。与此同时，东北人均GDP增速却大大低于全国人均GDP增速。从1980年到2019年，东北占全国人口比例从9.01%降至7.71%；而东北人均GDP则从1980年的比全国高39%，变为2019年的比全国低34.1%。也就是说，人口相对减少了，人均GDP却更低了。
实际上，这种人均GDP增长更慢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东北，也出现在江苏如东和湖南常德这些当年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区。这种结局也印证了所谓“少生快富”的口号，完全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臆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人口下降带来的是需求和供应的同步萎缩，经济效率降低，投资意愿低迷，而相应的人口老化则是雪上加霜。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少生不仅不会快富，反而是致穷。
人口萎缩带来的不只是经济发展的萎靡，更是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随着人口不断减少，基础设施也会因为需求和财力的不足而难以更新，最终不断地被废弃。现在的大城市会随着人口减少而退化为中等城市，再变成小城市。机场、医院、学校、公园也将不断地关闭，让居民的选择越来越少。
结论：
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中国经济最大的优势就是庞大的人口规模，但限制生育的政策把人口规模优势当成劣势来消减，把人口看作负担的错误观念也一再延误了人口政策改革的时机。中国人口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唯有力挽狂澜地扭转中国的人口颓势，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中国才能实现长久的繁荣。人口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中国人口固然众多，但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