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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生产性资产，根据生产性资产所有者的属性来划分，包括企业级生产性资产（以下简称“企业级资产”）和国家级生产性资产（以下简称“国家级资产”）两类。
企业级资产由土地、厂房、设备等不变资本和劳动力等可变资本构成，是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基础。
国家级资产由企业级资产之外的其他生产性资产构成，其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事关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资产（以下简称BSA）。
文 | 史正富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ID： OutlookWeekly1981），原文首发于2020年6月30日，原标题为《瞭望|中国如何投资“基础性战略性资产”？》，原刊于《瞭望》2020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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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基础性战略性资产
基础性资产是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必需产品和服务的部门或行业的生产性资产。如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同时也包括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基础性资产的构成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科技进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性资产也在扩容。如支撑互联网“+”的5G、提供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的生态资产、能够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的高技能专业劳动者等都属于新时代的基础性资产。
战略性资产是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对国家产业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生产要素和高技术产品，凡是被发达国家列为“禁运”、有可能被“断供”以及价格可能被少数国家或战略性联盟操纵的产品和生产要素，都可以认定为战略性资产。如石油、外汇、稀缺性大宗商品等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产品。同样地，受科技进步、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及国民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战略性资产的构成也在不断变动。如碳排放权在国际政治格局博弈中具有战略性意义，5G更是各国占领新科技革命的制高点之一。这些战后政治格局与科技发展的产物甫一面世就成为了战略性资产。
BSA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数量与规模取决于对应国家或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阶段。一般来讲，BSA与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成反比，即自然地理环境条件越差，对BSA的需求越多，其数量与规模也就越大；与经济发展阶段成反比，经济起飞之初，对BSA的需求数量级较大，其积累速度也更快，规模也更庞大。
在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及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BSA有着庞大的发展空间。就当前中国而言，BSA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四类：
基础生产要素，包括与人民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的水资源、城镇与农业用地、大气与能源等，以及高素质劳动者、保持基础前沿科学进步的基础设施等；
中间高新技术产品产能，包括但不限于：战略性科技产品和优质消费品；
民生资产，包括公共服务能力、社会保障住房、基本收入保障等；
国家安全资产，包括南海开发、南疆开发、软实力与话语权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基础设施等。
上述BSA只是根据现实情况做出的大致推算，虽非精确，却足以说明BSA涉猎范围之广，工程规模之大。实施这些工程的投资规模动辄万亿计，投资周期超长，一旦实施则成果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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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特殊属性
BSA事关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一些显著不同于企业级资产的特征。
超大规模。多数BSA是通过对特殊自然地理环境的改造、高精尖技术的投资形成的，其投资规模动辄万亿。以民生资产中的保障住房为例，按照3000元/平方米的建造成本，200亿平方米的保障住房的投资规模高达60万亿元。
超长周期。BSA投资规模庞大，建设周期更长，多数资产的形成需要十年以上的建设周期，而其资本收益的回收期更长。如欠发达地区开发，工程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待开发成熟后方才有稳定的投资收益。不仅如此，BSA的经营注定不能按照企业级资产经营定价，这就决定了BSA的投资回报期较企业级资产更长。
高度不确定性。对特殊自然地理环境的改造及高精尖技术攻关等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来自自然、技术、社会、国家安全等多重维度的不可控因素均有可能成为BSA的负面冲击，导致投资失败。
显著的正外部性。即项目的实施不仅可以带来投资标的的直接改善，同时也会显著改善投资标的的周边地区、产业以及全社会的福利。如科技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技术进步往往是普惠性的，所有企业及个人均可受益。
跨期边际收益为正。BSA资产对应的产品收入弹性大于1，即随着经济增长及人均收入的增长，社会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和这类产品的价格会同步或更快增长，这类资产的投资回报率也将相应增长。如技能-专业型劳动者的需求规模及劳动者的收入会随着产业升级的推进而出现质的提升，清洁能源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改变而迎来更大的市场需求，中间高新技术产品更是会成为产业转型成功后的支柱产业。
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经过前期巨大规模的投资，BSA对应项目会积累庞大的固定资本，形成其所在行业的沉没成本，天然地阻挡了新的竞争者进入。同时，在后期开发及运营中，项目增加生产能力或服务能力的边际成本会显著下降，预期的规模收益会显著递增，即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如欠发达地区开发，随着航道、港口、机场、道路等交通设施及网络设施投入使用，后期开发项目可分享基础设施，单个项目的投资成本将显著下降。
项目运营相对简单。因自然垄断及巨额沉淀成本消除了潜在竞争对手进入的可能，BSA对应的项目运营方仅需提供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即可，降低了因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不断创新的需求，项目本身对管理及创新的要求相对较低。因此，项目运营方无需设计复杂的管理架构或保有昂贵的研发团队，扁平化的运营即可满足要求，大大降低了不必要的支出，无形中提高了企业在长期运营中盈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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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广阔发展空间
对中国来说，BSA不仅可以把短期内局部过剩的产能重新转化为对经济发展有用的产能，而且可以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善为长期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一方面，BSA可化解短期内的过剩产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出现局部性生产过剩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听之任之则局部性生产过剩的积累最终将演变为普遍的生产性过剩，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反之，通过去产能的方式虽然可以消除局部性生产过剩，但这也意味着放弃了把局部性过剩产能转化为新一轮增长动能的可能。如何在化解局部性生产过剩的两难境地中取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而BSA可有效解决这一难题。
短期内，BSA的天量投资可以创造新的需求。按照BSA的基本特征，任何一个项目都将在未来几十年撬动万亿级乃至十万亿级的投资，如果数十个BSA项目同时推进则可撬动数百万亿级的投资。BSA项目早期投资规模巨大，几个项目的同时推进就可在短期内创造万亿级的投资需求，显著增加对煤炭、电力、钢铁、水泥、化工以及建工等基础产能的需求，而这些部门正是容易出现局部性生产过剩的产业。由此，BSA可以将局部性生产过剩转化为拉动国民经济新一轮增长的有用产能。
另一方面，BSA有利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善。
长期看，BSA项目的投产运营将形成新的供给能力，实现供给侧的结构性改善。技能-专业型劳动者队伍、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基础生产要素的积累体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本质，为国民经济的升级换代提供了战略性保障。战略性科技产品及优质消费品等中间高新技术产品产能的形成更是为产业结构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共服务能力、社会保障住房及基本收入保障等民生资产的投资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不仅如此，民生资产的形成还将释放数十万亿乃至百万亿级的消费能力，促进总需求规模的再次改善。欠发达地区开发、“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基础设施、国防能力建设等国家安全资产的形成，可为我国长远发展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水资源、农田、大气及能源等基础资产的形成将显著改善我国的生态人居环境。
可见，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BSA都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其价值作用覆盖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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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要宏观战略性投资
从现有投资体制看，BSA难于吸引微观自发投资，即企业级由利润驱动的投资。
如前所述，BSA具有超大规模、超长周期、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受益难以排他等特征。特别是作为基础性资产主体的生态、资源类项目，往往需要千亿、万亿级规模的投资，回收期10年以上，建设过程受到国家乃至国际间政治与政策不确定的挑战，还很难完全做到谁投资、谁受益……显然，对于这样的投资，企业往往既无投资意愿，也没有足够的投资能力。因此，BSA更需要宏观战略性投资。
宏观战略性投资是针对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底盘意义上的对基础性生产要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力的投资。根据BSA的基本特征，宏观战略性投资不能简单套用传统的市场融资方式，而需要另辟蹊径，其核心是打造宏观战略性投资体系：
由国家长期发展战略与中期规划研究来选择投资领域和“超级工程”；
分设若干专业性子基金，合理分工与竞合相统一；
在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点领域和重大平台内，实行基于规则的全产业链投资，避免宏观投资微观化；
打造使命型、专业化基金运作团队；
实行国家荣誉和长期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长期激励机制，防止滑向私募行业的短期化、单一化货币刺激。
宏观战略性投资会衍生出新的投资体制安排，充分发掘BSA的增长潜质。在传统市场化投资体制下，基础性战略性资产因其独特的投资收益属性而鲜有人问津，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后期投资乏力。如发达国家投资率普遍较低，一些基础设施老化严重却缺乏推动基础设施更新的制度安排。宏观战略性投资启动后，一批“超级工程”的实施必将带来市场化投资成本的降低，带动市场化投资规模的扩张。市场化投资的扩张反过来可以为宏观战略性投资的进一步扩张提供机遇，充分发挥BSA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为宏观战略性投资带来更大规模的资金回流。
